案 件 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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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上诉仲裁员杨国华：“我们对WTO是认真的”

　　

　从加入WTO谈判的见证人，到中国在WTO“打官司”的参与者，再到从事WTO的研究者，世贸组织上诉仲裁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国华20多年来一直与WTO相伴。

　“中美双边谈判是入世谈判中最关键的谈判，备受瞩目。”杨国华1996年从学校毕业到原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工作，1999年年底参加了中美双边谈判，这成为他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经历之一。

　亲历这次谈判，杨国华感慨很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代表团的咄咄逼人和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时任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以及总统经济顾问斯伯林。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杨国华的感觉是他们都很凶，很强硬。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曾经与美国代表团拍桌子，大喝一声：“我告诉你，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代表团动不动就威胁走人，说了好几次“去机场的大巴车就在门口”。后来才明白，这是给对方施压的“出租车”谈判策略。最后一次，美国代表团竟然真的“蒸发”了。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生气，纷纷议论说有什么了不起，不谈就拉倒！然而，时任国家领导人发来指示：把他们找回来继续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专门来到当时的外经贸部亲自为谈判拍板。此外，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积极推动中国入世，要求国会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

　“作为法律人员，我在中美双边谈判中的工作是‘核对文本’，也就是审查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文字。这并非唇枪舌剑的实质谈判，但能够在协议的准确性方面提供一些保障。”杨国华说，在中美谈判结束后一年多，中美协议内容经过反复核对，最后形成多边文件，但是仍然有不周之处。例如，15年后，议定书第15条的含义就发生了争议：中国认为，这一条明确规定WTO其他成员到2016年底就不能在对华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方法，但是美欧的观点却相反。这个条款俗称“非市场经济条款”，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当时更有经验，文本写得更加严谨，那么争议就有可能避免。”杨国华感慨道。

　入世三个月后，2002年3月，美国宣布对10种钢材实施保障措施，欧盟、日本、中国、巴西、韩国等8国旋即向WTO提出诉讼。不到两年，WTO做出最终裁决，认定美国措施不符合WTO规则，美国随即撤销了这些措施。

　“幸运的是，在入世后的第一个案件里中国是原告，并且大获全胜，这让中国体会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可用性。”杨国华说，试想一下，如果一上来就当被告、输官司，中国可能就不会对WTO有如此“好感”，进而可能会影响到随后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

　“入世20年，中国使用WTO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已经成为常态，共起诉案件22个，被诉案件33个。我们认识到，法律途径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式，能够在明确双方是非对错的前提下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杨国华说。

　作为法律人，杨国华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刚遇到案件时，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杨国华回忆说，第一次在瑞士日内瓦“出庭”磋商时，其他代表团的成员都拉着行李箱，进屋就拿出文件堆在桌上，旁征博引，有问有答，而中国代表团面前空空如也，念完一页纸声明就再也插不上话了。这个场面很尴尬，但是也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后来，他们经历的案件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在日内瓦进行一对一磋商，还在北京、华盛顿等地进行磋商，甚至在北京电报大楼租用会议设备进行远程磋商，并通过磋商解决了许多争议。

　“对于WTO的裁决，中国坚决履行，某项措施被WTO裁定不符合规则就坚决修改或取消。”杨国华举例说，2010年，为履行“中国知识产权案”（DS362）而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当时，从国务院到全国人大，没有一个人提出不执行裁决。“我们对WTO是认真的。”

　2014年，杨国华赴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开设了中国WTO案例研究的课程，将他自己办过的案件中最为精彩的法律论证选出来给学生研讨，深受欢迎。

　2020年7月，杨国华当选“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仲裁员。该安排将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利用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5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审理各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杨国华表示，MPIA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且还具有历史意义，成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入世20年，杨国华认为是机遇与进步。他表示，20年前的那个节点，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开放市场，走向世界，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

　“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目共睹。”杨国华介绍说，入世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量都飞速提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进出口贸易权放开，谁都可以做外贸。相比于此前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公司才能做外贸，“生产关系”得到了极大解放。

　“入世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杨国华表示，入世之后，中国的贸易管理制度透明度和统一实施明显增强，还带动了其他领域制度的改进。此外，“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也大大超出了贸易领域。遵守国际规则，还有利于保持政策稳定性，避免“拉抽屉”现象。入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立法更加科学透明，执法更加公正有力。

　“入世20年让我们明白，开放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杨国华说。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