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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趋势凸显

　

　　 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回归实体经济和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主要新兴经济体竞相采取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制造业新一轮的激烈争夺。

　　 一方面，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力图重振本国制造业，纷纷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回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发达国家考虑到应急安全、基本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纷纷通过法律规定、经济补贴以及政治手段，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本国投资，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或“本国化”趋势。例如，美国在《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明确提出从2022年至2027年每个财政年度拨款1500万美元支持供应链迁出中国，确定中国境外生产或采购的替代市场。日本政府2020年拨款2200亿日元支持日本企业回流本土或转移至其他国家，并在2021年6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2021》中提出要集中投资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重建国内生产体系，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多元化、分散化。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加速本土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以及优惠的引资政策，大力吸引外商投资，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导致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转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近年来，越南凭借开放的市场环境、优越的地理区位、相对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2年至2021年越南制造业利用外资金额波动上涨，从54.6亿美元上涨至181亿美元。而且，越南拥有大量劳动力人口，15岁至64岁人口占越南总人口70%左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2020年越南平均时薪为2.99美元，而同期中国则为6.5美元，越南仅为中国的46%。此外，越南还出台了“四免九减半”、特殊投资优惠等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引资政策。这些优越的引资条件和优惠的引资政策，吸引了一些跨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印度近5年来推出“印度制造”“印度技能”等系列政策，旨在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印度将2019年10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新成立并运营的制造企业基本税率从25%下调至15%，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同时，提高手机及零部件进口关税，从而使得手机及零部件生产厂商不得不在印度建厂。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部分跨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促进了印度制造业快速崛起。在汽车行业，2021至2022财年印度前十大车企中有8家是外资企业，日本铃木（43.65%）和韩国现代（15.78%）合计占比接近60%。在手机行业，2021年印度前五大手机厂商均是外资企业，其中67%的市场占有率来自中国企业。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