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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主要国家还是要拼经济的。无论其国内参选方如何博弈,促进经济增长都是主要话题,这对世界经济而言会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可能会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这样的现象可能比非大选年的情况要多一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说,有些趋势是在2024年可能会延续,比如欧美一些国家的所谓“去风险”,在中国周边继续填充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等,这都将影响中国外贸投资发展。
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外贸顶住外部环境压力,展现出较强韧性。2023年11月,中国出口额结束了6个月下降态势(以人民币计),进口贸易量连续10个月保持正增长,进出口总值连续两个月同比增长。当前,中国仍稳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陈凤英表示,我国外贸在2022年和2021年的表现都超过预期,造成基数较高,2023年可能出现下降。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外贸可能要继续从顶峰缓慢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外贸需要在稳住发达国家等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进行市场多元化,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等。因此,在考虑外贸投资布局时,更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乃至更远的一段时间。
“在政策层面,应该推动现有政策举措走深走实,比如实施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不断推动RCEP等几个重要自贸区条款落实,用好多边机制平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等。”陈凤英说。
全球大选对中企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布局。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1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54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71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大选对中企全球化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认为,2024年大选年对中企全球化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部分政府换届等使得中企全球化面临机遇期:
一是美西方新政府调整需要过渡期,有利于中企短期内迅速开拓市场。其中,尤以欧洲选举战略窗口期较长。欧盟本身就是由各主权国组成的联盟,其选举过程需要协调各方利益,致使其很难将一些反华、打压中企的想法落实成实际正常。对于中企而言,就成为了开拓欧洲市场的战略机遇期。
二是地区冲突可能放大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利于相关中企填补需求空缺。如,乌克兰本身是农业大国,因冲突问题粮食对外出口减少。对于相关中企而言,可以找准时机填补此类地缘冲突造成的大宗商品需求,以此为基础进行全球化拓展。
在挑战方面,翟崑认为主要是选情不确定性等因素易对中企全球化造成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新总统对华更为强硬,强力推动对华“脱钩”。如,一旦特朗普重新掌权,很可能再次股东美国厂商把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迫使在美运营的中资公司(如TikTok 和腾讯)用美国股东替换中国股东等。
二是新政府提出新规,尽可能打压中企。美国总统、欧洲议会选举完毕后,大概率将针对国际贸易、国际企业等提出新的运营规章制度,具体可参考欧盟的人工智能监管标准,引导此类领域向亲西方发展。进而,在打压中企的同时,扶持自身企业。
三是地方冲突加剧,致使企业陷入供应链断链困境等。俄乌冲突悬而未决,俄又将迎来大选,可能致使处于胶着期的冲突更加动荡。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危机。这就使得,处于沿线地带的中企承担更多安全风险,面临供应链断链等问题,打击企业信心。
四是各国安全逻辑压过发展逻辑,对中企容纳度降低。临近选举,美西方为了赢得选情优势,势必将加剧抹黑中国。其中,中企作为中国在海外的代表之一,将承受较大负面舆论冲击。所在国受美西方舆论影响,可能会出现对于中企接纳度较低的情况,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五是企业针对新形势变化研究力度不足,导致应对措施不力等。部分企业可能出现针对全球形势分析、研判不足的情况,进而出现相关运营、应对措施不力的情况,导致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较大阻碍。
来源: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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